晚清街头，相机咔嚓，谁在镜头里活成了标本。约翰·汤姆森是苏格兰人，早年学习制作光学仪器，后来转行去拍照片，他�年带着三十多公斤的湿版设备来到亚洲，算是早期用相机记录中国社会的外国人之一，汤姆森在香港开了照相馆，接着花了五年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，从广州到北京再到贵州，走了五千多英里，拍下很多我们今天已经很少见到的画面。

他不光拍摄那些当官的人物，比如恭亲王奕和两广总督这类显赫角色，也常常蹲在路边捕捉乞丐、船工、小贩和童工的影像，你看到照片里有人光着脚挑担子，有人背着孩子修鞋，还有抽大烟的人、扫街的人和修脚师傅，他把贵族宴席的场景与贫民巷子的画面摆在一起，一边是满桌空盘有仆人伺候，另一边是衣衫破旧蹲在地上吃饭，这种鲜明的对比现在看起来依然令人触动。

有些照片能认出地方，比如广州的“粤秀奇峰”牌坊、六榕寺的铜钟和江边的石阶，这些都是岭南或长江一带的标志，街上还能看到印度人，说明那时候香港已经是一个多种人住在一起的社会，小孩子在陶瓷作坊里帮忙做事，男人挑着草赶路，赌桌上散落着铜钱，船夫身上披着蓑衣，这些都不是种地的活计，却是很多人用来过日子的方式。

照片里的细节让人觉得奇怪，有人穿着貂皮大衣，脚上却踩着破旧的鞋子，士兵手里拿着新式后膛枪，脸上却是一副松懈的样子，满族女人吃完饭，桌上的空盘子也没人去收拾，这些画面让人想不明白当时的生活是穷还是不穷，可能那时候的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但还是会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撑场面，或者偷偷藏起一些好东西。

许多照片完全不知道拍摄对象是谁，也不清楚拍摄地点在哪儿，照片中的三个人可能是兄弟关系，那个摊位或许是在卖东西或者修理物品，工厂的位置无法确定，汤姆森没有留下记录，后人只能靠推测，他们的穿着也很混杂，貂皮衣服搭配带补丁的裤子，新鞋子配上旧棉袄，这说明底层人并非一直忍受困苦，他们也在想办法获取资源来周转生活，哪怕只是借一件体面衣服来拍照。拍这些照片很不容易，湿版摄影要当场显影，每张只能拍一次，成本高、风险大，因此每一张都成了孤品，后来有人给照片上色，颜色不是真实的，是为了好看多卖钱，这么一弄，原本灰暗沉重的现实就被美化了，汤姆森没有解释他为什么拍这些照片，他写的书里还删掉了一些内容，如今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是从别处流传出来的。

与同时期的外国摄影师相比，比如法国的伊泰拍摄港口、军火和贸易等内容，汤姆森却更喜欢把镜头对准普通人，现在刷短视频的时候，常常看到“打工人”“老匠人”的生活片段，其实他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已经这样做了，故宫曾举办过晚清时期外国人影像展，但他拍的这些无名照片基本没有被收入其中，因为它们太民间，不够官方。他拍的不只是风景和人，更像是在记录一种挣扎的状态，那些衣服、工具、表情和动作，背后都是活生生的日子，你细看下去，会觉得他们不是在摆拍的演员，而是真正在过日子的人，只是他们的名字和故事，大多被时间冲走了。